贵州空管分局开展工程项目廉政风险防控交流
第三章编制包括管理原则、类型、管理职权、方案、组织实施、领导职数、编制总额、监督问责等。
[7]以案例标题：行政协议。是否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财产能力，是解决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思路，它并不等同于行政组织法上的职权问题。
依该文观点，行政事实行为并无创设行政法律关系的意图，不发生行政法上的效果， 因此不能进行效力判断，属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行政行为，依法只能判决确认违法。学界则从法规范的分析入手，研究得出：‘实施是一个应用极其广泛的法律概念。[74]参见施建辉：《行政契约缔结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73]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中，有行政职权要求上区别对待的观点：损益性行政行为‘法无明文授权即属‘超越职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不能一概适用这一标准。[40]我们很难想象，行政机关因工作之需设立机构，使之代为从事某种行政行为，其间还存在被设机构的意思表示自由，更何谈构成合同关系。
此时，对行政主体资格的审查，应包含四项内容：代理权的可授予性、被代理组织的权利能力、代理组织的行为能力、是否存在正式的代理权授予行为。（一）授权说：限于被设组织确是房屋征收部门 《征补条例》第25条第1款明确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因此，解释受到现代成文宪法体系的排斥，本不是宪法渊源。
[14]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10]巴黎高等法院审查与不成文宪法的结合导致了法官统治（gouvernement des juges）的政治，因此招致大革命对其的极度憎恶，关于宪法渊源和宪法审查的主流观念也发生根本逆转。[53]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该次论战并未引发关于宪法渊源概念的整体性反思，因为争论过后至今，多数宪法学教材关于宪法渊源的列举依然如故，仍将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国际条约等作为渊源。
但其根本区别在于，英国缺乏典型的宪法审查实践，只出现过零星的审查案例，[6]更未确立强的司法审查传统，而法国巴黎高等法院则长期进行较为频繁的宪法审查。宪法委员会通过向审查对象打开规范上的吸纳窗口，从而使宪法规范具有相对变化、流动和开放的内容。
比如，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传统和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基本法实践。自由派在18世纪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将缺少宪法的原因归结为所有的既存的恶。法国虽然直到第三共和时期都没有确立宪法审查制度，但学说上则普遍认为，宪法审查是维护成文宪法典的超法律性的必要机制。但宪法的成文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少数特例。
在任何已有宪法法典的国家，突出宪法习惯、宪法惯例，适足以瓦解宪法法典的效力基础，不但不能达到纠察违宪、限制权力的目标，反而会为政治机关擅权妄为提供空间。[36]此概念存在合宪性体系、合宪性规范整体（或体系）、宪法性文件等多种译法，关键问题不在译法，而在于该术语产生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意图，本文暂且采取李晓兵宪法团的译法。不同审查的依据、对象和程序一锅烩，既易造成宪法渊源的理论混乱，更无助于法律问题的解决。[4] 基本法在内容上以王权为中心并旨在限制王权，[5]在形式上表现为传统和习惯、国王敕令以及巴黎高等法院判例等，其与英国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高度相似，二者均可归入不成文宪法模式。
审查者以外的主体都无法参与宪法文本的解释与再解释，不同主体围绕宪法渊源进行对话和商谈的通道也随之关闭，审查权威背后的权力关系支配了宪法渊源本身。在法国法内部，前述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是宪法团吸纳法律内容的枢纽。
（二）特定宪法渊源的再辨析 《宪法》以外的其他特定规范文本常被错误纳入宪法渊源的范围，因此有必要专门辨析这些文本的地位，或者对学界已有辨析提供进一步的补充意见。See Dr. Bonhams Case, 8 Co. Rep.113b (1610). [7]参见王建学：《政治性宪法审查批判——以巴黎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
[16]但另一方面，1875年宪法又可以置于成文宪法模式中，因为它具有不同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刚性，其三部宪法性法律的修改程序要严于普通法律。[45]以此为基础，学者则提出了法官间对话的理论，即宪法法官与国内的行政法官和司法法官以及国际法法官进行对话和商谈，由此，宪法审查者能够从其他法律部门的判例、解释和实践中获得启发、借鉴和灵感。因此，它高度综合了当时不同时期和国家的宪法渊源实践，既表达出对形式法治的普遍向往，又启迪着现代成文宪法渊源理论，当称之为宪法渊源的古典学说。第二，我国目前的法律分类，[63]分类依据较为笼统，易造成审查依据和审查对象之间的混淆。[65]雷磊：《宪法渊源意味着什么？——基于法理论的思考》，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在我国宪法学说的基本脉络中，基本上自现行1982年宪法稳固确立成文宪法的基础以后，关于宪法审查的讨论才逐渐兴起。
[70]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四个机关，即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但是，解释不仅将宪法规定所包含的含义赋予给规定，而且解释本身就是宪法规定的含义，而这独立于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内容。
但是，近来学界尽管对宪法渊源进行了颇多的理论反思，却鲜有从宪法审查角度的系统思考。事实上，随着审查活动的不断展开，宪法团的内容获得不断发展，并不像bloc一词的字面含义那样坚硬和固定。
将政协章程等非法律文本纳入宪法渊源亦属于不成文宪法论的组成部分，其不乏是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政治协商制度。[9]轻视宪法渊源的理论正如同政治性审查实践一样，会造成对宪法规则本身的破坏，形成宪法虚无主义，最终导致法的安定性乃至法治原则受损。
[34]其中所谓的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系1946年宪法序言第1段的规定，即法兰西人民庄严确认1789年权利宣言所铭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但通过分析辨别，并不难于将特定文本从宪法渊源范围中予以排除，只是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渊源与宪法审查交织演进的背景。在不断推进宪法审查的背景下，有必要审慎地反思和重构我国的宪法渊源理论体系。特别是如果宪法审查机制不足以担纲使宪法典得到教义性适用的框架，就更需要警惕政治性宪法审查与不成文宪法的模糊性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宪法虚无主义危险。
注释: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强宪法实施、教育和监督研究（批准号：18JZ036）研究成果。姚岳绒：《中国宪法语境中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评周永坤教授的相关论述》，载《法学》2011年第6期。
参见李晓兵：《法国宪法——历史、原理与实践（I）》，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50页。五、结语 宪法渊源的概念在我国已经存在不短的时间，但一直较多在实体层面泛指宪法的存在或表现形式，尚待与宪法审查机制有效结合。
无论是引入不成文宪法，还是将其他文本纳入宪法渊源，在根本上都是泛化宪法渊源的表现。不成文宪法之下的恣意审查，更会导致政治吞并法治。
因此，法国宪法的复数结构是制宪者、释宪者和修宪者相互交织并协同作用的结果。[8]Michel Trope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 in Israel Law Review, Vol.39, No.2, p.48(2006)。比如，法国自第三共和以来一直存在宪法惯例和相关的深入研究，[48]但将其纳入宪法团的主张则是闻所未闻的。第三，现代宪法渊源问题绝不只限于实体层面，而总是与宪法审查程序相结合。
其中，盲点主要是针对主流宪法学而言，其忽视了宪法审查的时代背景，因此不当地扩大了我国的宪法渊源范围，并导致了宪法范围的泛化。第三，多元文本的程序连接点在于相同的功能，即充当审查另一些规则、行为或对象的正当性的依据。
众所周知，以大革命为分界线，偏好制宪的理性主义取代了旧基本法的历史主义，[17]西耶斯所代表的学说主张基于国民制宪权塑造出正当的自由宪法。值得指出的是，学者为澄清宪法渊源误解而在效力渊源之外分出宪法的认知渊源，但这种区分可能既属徒劳也令人费解。
[16]参见王蔚：《大革命、国民主权与现代国家建构——马尔贝格的国家法学理论》，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宪法渊源 宪法规范 宪法审查 成文宪法 。
